疫情之下的降薪之争
事实上，关于疫情之下国内球队是否应该降薪的问题已经争论许久。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球员工资本就虚高，且与成绩不成正比，因此薪资早就该降。加上投资商的经营或多或少会受疫情影响，高工资的球员们应该此时做出让步，共渡难关。
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与中途“停工停产”导致降薪的欧洲球队不同，国内足球联赛只是新赛季延期开战，各队前期都进行了冬训，目前绝大多数球队也在备战中，处于工作状态，不应该降薪。而且中超球队对于转播、票务等收入方式依赖程度不比欧洲球队，更多是靠投资商大量输血，所以也不会造成因为联赛中断而导致收入断流，继而引发球队的生存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争论之中鲜有俱乐部和球员公开发声，毕竟在这个敏感话题上，无论谁站出来说话，都会“激起千层浪”。在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尚未成立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由中国足协扮演带头人的角色，组织俱乐部代表就此展开研讨会，最终捅破了降薪的“窗户纸”。
具体怎么降？一视同仁很重要
根据足协公告，各俱乐部对球员的减薪周期是3月1日至本赛季联赛开赛日，这是目前定下降薪大方向之后仅有的一项细则。减薪方案中的具体指导意见，还要等中国足协组织职业俱乐部、球员、教练员代表及法律专业人士在内的工作组制订并公布。
从国外降薪的俱乐部来看，各自制定的降薪标准都不同。比如巴萨降薪超过70%，尤文球员则是放弃了4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拜仁选择降薪20%，皇马降薪10%至20%，在足坛掀开降薪序幕的法甲球队亚眠降薪16%。此前也有媒体称，国际足联拟定出台降薪50%的政策。
以国内俱乐部的情况来看，采取像巴萨、尤文一般的大幅度降薪可能性并不大，更多还是会根据自身情况来合理地制定标准。比如有的球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人工成本过于虚高，而投资商目前自身运营情况又不乐观，那么就会在适当范围内制定相对高一些的降薪标准。如果俱乐部自身薪资较为合理，而且投资商可以健康运营俱乐部，那么不降薪或者少降薪也是有可能的。毕竟降薪只是俱乐部代表们的共识和方向，暂时不具备强制性。
不过，无论降薪与否，球队内部的一视同仁将是极为必要的前提。足协公告中也明确写道：“在俱乐部和球员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实行全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在这种情况下，球队能否冲破阻力，对占据大量薪资支出的外援和归化球员按规降薪将成为关键。一方面，这事关球队的内部团结与管理，不能让接受降薪的国内球员吃亏；另一方面，在给千万欧级别年薪的外援降薪之后，节流方面的效果不仅会更明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营风险。
除此之外，对于中甲、中乙底层球员的保障也尤为重要。2020赛季何时重启仍无定论，在这段“空窗期”内，本就收入不高的他们，能否在降薪之后维持生活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不能为了一味降薪，过多损失了这部分球员的有限利益。
中国足球就此进一步去泡沫？
降薪的话题已经在中国足坛由来已久。从2018年开始，中国足协出台的 “四大帽”政策就有薪酬方面的限制，规定了俱乐部的支出限额、亏损限额、薪酬支出比例以及奖金限额。
去年年底，中国足协又颁布了限薪令，规定在2019年11月20日后与俱乐部签订合同的国内球员顶薪不超过1000万人民币，入选国家队可上浮20%。外援方面大幅度收紧，规定税后年薪不得超过300万欧元。
据国外权威机构统计，2019年中超球员人均年薪120.7万美元，在世界足坛排名第6。如此高水平的待遇的确与实际成绩不成正比，这也是此前绝大多数球迷强烈要求降薪的原因之一。但客观来说，这一数字极大程度上是由超级外援们拉动。
国外足球财务分析网站Finance Football数据显示，在2017年世界薪酬前二十球员中，有一半是在中超效力的外援。而在2016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内中超球队的人工成本占总支出的67%，处于非正常状态。在那一年，中超俱乐部集体亏损高达39亿元人民币。
金元之下，大量国际球星的加盟确实让球迷大饱眼福，也让联赛变得更加红火，但这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华，持续的入不敷出终究会给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带来隐患，今年年初多达9支球队的退出潮就是“并发症”之一。
如今疫情下的减薪，反倒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虽说是特殊时期之下，在特定时段的临时举措，但他明确传递出了中国足球管理层让中国职业联赛价格体系回归真实价值态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击破了泡沫。
值得一提的是，足协公告中提到了俱乐部及投资人在疫情期间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关于适度减负、合理降薪的呼声强烈。
再结合年初国内转会市场的低迷，恐怕这次减薪将会是中国足球回归理性、去泡沫的一大里程碑。尽管政策是临时的，但带来的影响或许会很长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