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初显
管办初步分离
2016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社团法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成为历史。长期以来，政社、管办不分一直是足协管理饱受诟病的顽疾，由此形成的“外行领导内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阻力。而“脱钩”后的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初步理顺，按照《方案》在行业规划、机构设置、人员聘用、薪酬体系、外事出访、财务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有自主权，有望向着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管理模式稳步迈进。
地方足协改革启动，广州足协率先响应。中国足协完善会员协会体系建设，指导推动地方足协“调整改革、坚强组织”，实施“突破计划”，通过资金和政策扶持，促进会员协会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和业务发展体系。发挥典型带动作用，确定江苏、浙江、四川、武汉、成都、大连三省三市为足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各地足协通过事权调整、组织建设和资源整合等举措，带动了地方足球发展。
国字号喜忧参半
加强国家队复合型团队建设，选聘优秀专业人才担任国家队训练总监，组建高水平的体能、科研、技术分析、医疗康复等团队，提升训练保障专业化水平。加强国家队管理和作风建设，引导国家队队员牢固树立为国家荣誉而战的拼搏精神。大力发展女足运动，实施“铿锵玫瑰再绽放计划”，从组织管理、国家队、青训、竞赛、教练员培养、激励保障、宣传推广七个方面加大对女足扶持力度，构建女超、女甲、女乙三级联赛体系，将建设女足队伍纳入2020年中超联赛俱乐部准入标准，借助社会力量设立为期十年的女足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女足的投入保障力度。女足发展环境和队员待遇有了较大改善。
不过，少赛一场的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中与小组第一叙利亚差了8分，再加上主帅里皮突然辞职，国足晋级12强赛虽希望较大，但仍存隐患。国奥队将于明年迎来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分组形势不利，获得奥运资格前景堪忧。U19国青队时隔25年无缘亚青赛正赛。女足国家队在2015年女足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上进入八强，2018年时隔16年再次进入亚运会决赛并获得亚军，在2019年女足世界杯上进入十六强，在即将到来的奥运预选赛上同样面临较大晋级难度。
联赛影响力提升
2016年1月10日起，中国足协不再批准俱乐部跨省市转让。“扎下根”的俱乐部有助于足球文化的培育、打造中国俱乐部的“百年老店”。
实施引援调节和俱乐部投入帽、球员工资帽、奖金帽等财务公平政策，严厉查处“阴阳合同”，促进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超、中甲联赛全面启用视频助理裁判(VAR)，实行职业裁判制度。
联赛影响力提升，2019赛季中超联赛现场观赛人数为560.1万人，场均2.3万人；境外播出覆盖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联赛品牌价值创历史新高，中超联赛媒体版权卖出10年110亿元。中超联赛荣获2018年度亚足联“最激励人心联赛大奖”，今年首次登上亚足联公布的亚洲联赛积分榜榜首。
青训有起色
中国足协要求从2019年起，中超、中甲俱乐部至少建设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俱乐部至少建设U17、U15、U14、U13四级梯队，并组队参加青超联赛。出台《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建立“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级体育局青训体系、市级体育局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布局国内、国际两类青训中心，构建“五系一体、两心一赛”的足球青训体系。同时，改革中国足协青训组织架构，建立青训总监制度，实施“足球青少年人才海外孵化计划”“百名青训外教下基层计划”和“娃娃足球工程”，完善青少年运动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政策，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根基。
中国足协开展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认定 (首批154家)，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达近7千家，四年增长近3倍。在捷克、西班牙和比利时建立3个国际青训中心，与省市合作共建33个青训中心(含14个女足专项青训中心)。青超联赛建立以区域性、周末制、主客场为主的赛制，向社会和校园队伍开放，成为青少年足球人才发现和成长、足球文化培育和传播的重要平台。
中国足协执委马明宇预测：“从2009年龄段开始球员整体水平就很高了，能让人看到希望。”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足协等部门，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7月印发《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把发展校园足球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已在全国38万所中小学中遴选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7059所，提前实现了《方案》中提出的到2020年设立特色学校两万所的目标，并设立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38个，遴选校园足球试点县(区)160个，布局建设“满天星”训练营80个，招收高水平足球队高校181所。
“足球外交”显成效
中国足协与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等21个国家和地区足协签署了合作协议，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今年与国际足联签署合作备忘录，成立联合工作组，全面深化在足球治理、技术发展、职业足球、竞赛管理、裁判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足球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2017年和2019年两次成功竞选国际足联理事，成功申办2023年亚洲杯和2021年世俱杯，为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足协连续第二年获得“草根足球激励级协会”奖。王霜当选2018年亚洲足球小姐。武磊两次入选亚洲足球先生候选名单，并在西甲西班牙人队有不俗表现。
场地不断增加
截至2018年9月，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校园足球场地120960块。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要新建、改建、扩建6万块足球场，其中校园里4万块、社会上2万块。目前校园新建、改建、扩建3.2万块足球场，到2020年还将新增28545万块，将超出规划50%。
专业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
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中国足协将C、D两级教练员培训下放各会员协会，释放了地方足协潜力，扩大了教练员培养规模。加强对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力度，为男女足职业球员举办教练员培训班。加强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合作，成为亚洲第二个获得职业级教练员认证资质的国家协会。截至2018年底，中国足协共培训各级教练员48913人，其中职业级158人；各级裁判员人数也稳步提升，截至今年6月共有裁判员63671人，其中国际级31人、国家级329人。
困惑犹在
足改释放了大量红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老困惑或问题，多名采访对象认为改革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
去行政化不彻底
一位中超投资人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足协更像改革前的足球管理中心。包括U23、国家集训队在内的政策其实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直接决策。程序上不科学，随意性太强，未经过专业层面论证。”
“中国足协决定事情需要周期和程序。如果直接行政干预，人家会觉得足球市场动荡、混乱，不能体现《方案》一张蓝图画到底的思路。”一位中国足协内部人士说。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表示，U23和外援政策一个赛季多次变化，给俱乐部造成困惑和负担。“政策变化太快，投资人根本不敢投资。”
受国家男子足球集训队训练营征召的球员放弃联赛，展开包括军事训练、拉练等内容的集训，长期集训却不练球。这种封闭训练的效果引起了一些社会质疑。
在谈到如何定位脱钩后的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关系时，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首先要提升中国足协的依法自治能力。“双方需要在整个足球战略上保持高度一致。中国足协在足球的重大事项、决策上，应充分与体育总局沟通，听取其在国家体育战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职业联盟运营模式尚存分歧
中国足协日前宣布，职业联盟预计年底前成立，但目前尚无确切成立消息。据了解，职业联盟运营模式尚存分歧——公司模式或《方案》中提及的社团法人模式。
北方某中超俱乐部高管表示，如按公司模式运营，要有完整法人治理结构，并保证投资方利益。他期待联盟成立后能给俱乐部带来更多收益，提升俱乐部造血能力，减少对投资人依赖；建议把责权划分清楚，体现在足协抽调中超球员入选各级国家队等方面。
一位地方足协人士建议，要保证政策稳定性，否则联赛商业价值会打折扣。中超为国家队培养人才是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它是一个健康成熟的职业联赛，要有职业思维和方式。
体教融合需加强
多名采访对象表示，虽然中国足协、全国校足办展开一系列合作，但竞赛、人才壁垒尚存，体教融合需加强。
(1)竞赛壁垒
“训练不怕多头，就怕竞赛多头。体教之间有壁垒，资格限制，还有时间冲突。”某副省级城市足管中心负责人说。
2019年3月，全国校足办发布规定：“未经全国校足办审批公布的全国性赛事活动，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不能参加。非教育系统举办的竞赛(不包括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学生体育协会同全国校足办联合举办的竞赛)要提前一年申请，经全国校足办同意并公布后方可参赛。”
全国校足办相关人士称，现在校园足球的精英运动员疲于奔命。小学生、中学生被俱乐部拉出去长期比赛，违背教育规律。而多名职业俱乐部负责人却持相反观点：小球员非常需要高质量比赛，这一限制不利于他们锻炼提高。
参赛资格也有不兼容之处。某中超俱乐部领队介绍，在U13-U15年龄段(属义务教育阶段)，小球员既是职业俱乐部梯队成员也是普通学校在校生。中国足协规定，所有入选梯队小球员须在俱乐部注册。而教育部门规定，对俱乐部注册球员参加教育系统的比赛资格有一定限制。
“很多俱乐部梯队孩子在学校读书，但不能代表学校参赛，学校无法通过比赛取得名次，使得俱乐部在与学校合作时受到很大阻力。”某中超球队领队说。
据了解，教育部门限制比赛资格，是因为俱乐部通常将梯队设在一两所学校，水平明显高出其他普通学校球队。如果放开资格，会影响其他学校积极性，不利于整个地区校园足球普及。不过目前也有地区取消部分限制，主要限制职业俱乐部整队建制梯队参加校园足球比赛。
职业足球淘汰率很高，一旦被淘汰，球员想重返校园但因注册问题而没有参加校园足球比赛资格，无法通过足球特长上大学。这让很多家长在是否让孩子从事职业足球上有顾虑。
为部分消除这种顾虑，教育部今年8月公布的《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足球项目预赛竞赛规程》，对参赛资格限制部分开放：对于在俱乐部注册的队员，在退出注册一年后可报名参赛。高中组报名不超过5人，上场不超过3人；初中组报名人数不限，上场不超过5人。
即使能注册参赛，后续升学仍有隐忧。多所高校在2019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中表示不接受参加(或报名)过中超、中甲、中乙联赛、足协杯及上述赛事预备队联赛及预赛的运动员报名。
打通上升通道的努力不容忽视。从2018年起校园足球夏令营省级和全国最佳阵容与等级运动员挂钩，一批学子因享受该政策而走入复旦、浙大、厦大等高校就读。
(2)人才壁垒
通常而言，教育、体育部门分别负责足球普及和提高，但界限开始模糊。
不少国内青训从业人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鲁能足校正在建立新的评价机制，通过引进大数据设备，对球员的身体、技术、心理成长进行测评。新机制下，教练员的业绩评价，不再依赖成绩，而更关注球员成长。
业内人士称，不光是教练业绩，评价学校业绩，体育、教育部门业绩的标准也要改变。
(执笔记者：公兵、肖世尧；参与记者：薛剑英、王恒志、汪涌、蔡拥军、吴书光、邹乐、王浩宇、张泽伟、李劲峰、王浩明、马锴、李华梁、朱翃、刘金辉)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